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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美国作家东北农村蹲点记

迈克尔·麦尔说,他最初到荒地村的原因很简单:为了一个妹子。

荒地村在松花江西岸一片肥沃的河滩上,距省会长春两小时的大巴车程。这里冬日寒风刺骨,夏天稻浪翻滚,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农村。麦尔的“妹子”——他的妻子冯丹(英文名弗朗西斯),就在这里出生、长大,然后在北京、美国读书,现在香港做律师。两人相识于1997年麦尔作为志愿者在中国支教时。

2010年,与在国际大都市中穿梭的妻子南辕北辙,迈克尔·麦尔在荒地村租下房子,一住近3年,开始了被中国朋友调侃为“留守丈夫”的生活。弗朗西斯是麦尔眼中近乎女神般的存在,他说她不但有公认的美,走在大街上有极高的回头率,还思维敏捷,聪明睿智,风趣幽默。对妻子的爱,是迈克尔·麦尔探索荒地村的动力与起点。

在荒地村,麦尔义务在一所中学里教授英语,他喜欢上了吃饺子,跟妻子的亲戚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三姨”“三舅”叫得朗朗上口,他也曾与老乡们挤在一个土炕上睡觉。荒地村农民们在时代大潮中的喜怒哀乐、进退取舍,是他随时悉心观察、记录的对象。

麦尔还将探索的兴趣扩大到东北的历史。几年中,以荒地村为圆心,他在东北行程4万公里,先后到达哈尔滨、大连、满洲里、昂昂溪、绥芬河等地,钩沉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他还从哈佛大学图书馆找到考古学家梁思永在昂昂溪用英文写下的考察笔记《远征日志》的原稿,上个世纪上半叶的这位中国年轻学人,令他深深感动、敬佩。

荒地村今天的故事,东北大地上的历史戏剧,被麦尔写成一本书,于2015年由世界知名的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在美国与英国同时出版。今年一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以《东北游记》为书名,出版了此书的中文简体版。

麦尔笔下对荒地村人生活细节的专注,对东北历史的沉迷,让人看到他对中国一览无遗的热情,也使之鲜明地区别于过客式的文字。“有诚意”“走心”,豆瓣上,有人用这些写作者听起来最熨帖的话来评论《东北游记》。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在书中,麦尔这样自信地写道。

荒地村风云

在荒地村,麦尔一眼就看到了变化之手在中国变出的神奇戏法。

做志愿者的年代,麦尔去银行取钱,每次都要在银行柜台前排队,然后近乎低声下气地求柜员把账户里的钱给他。如今,在荒地村,取钱是分分钟的事。农业银行的ATM机,转眼就能把远在一万三千多公里以外的美国银行上的钱,“吐”到他的手上。

班上他教的学生活泼、机灵,人手一部手机,他们不会操作脱壳机,但短信却发得很勤。

更大更深刻的变化,是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重组,它们引发了弗朗西斯的三姨和三舅与变化的推手——东福米业公司的微妙冲突,并构成麦尔荒地村故事里最主要的叙事线索。

三姨是前村干部,了解中央政策,对乡村政治十分敏感。她喜欢种花,在自己家靠近荒地村的主要马路红旗路的墙根,种上了虞美人。夏日,虞美人开出的粉的白的花朵,煞是好看,成为荒地村一景。

三舅是个精通人情世故的普通农民,麦尔每周五晚上都要到他家里,坐在炕上,陪三舅喝上两杯。麦尔搞不清情况时,三舅会说他“脑袋让门挤了”。与三姨一样,三舅也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曾经为了土地问题跑到北京去上访,最后成功捍卫了自己的利益。

与其他荒地村人一样,三舅带着骄傲,满足于没有战争、饥荒、土匪强盗和跟随政策变动的生活,他说:“我寻思吧,这是我这个农民经历过的最好的时代了。”对东北动荡的百年历史了然于胸的麦尔说,自己万分理解这种骄傲。

三姨与三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抗拒由一家私人企业——东福米业来包办荒地村的未来,哪怕这未来看起来无限美好。

东福米业公司创办于2000年,在麦尔看来,其故事堪称现代中国的商业寓言。它的创办者刘延东,原是荒地村村长雇的司机,他家是荒地村最穷的几户之一。村长接待上级官员时,就会派他去买最新鲜的大米。刘延东经常到隔壁一个镇子的大米加工厂去买米,那个镇子有自己的大米加工厂和抛光厂,米的卖相和味道都比荒地村的好。

脑子灵光的刘延东想到了自己开大米加工厂。他跑到吉林市,找那里的农学院寻求技术支持。主任不在,他与刘博士相遇,这位女博士后来成为东福米业的主要技术负责人。东福米业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很快成为吉林省种植有机水稻的先锋企业,也是农业集约化经营的首批试点之一。

刘延东与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弟弟刘延峰是东福米业的双驾马车。他们强烈地希望改变荒地村的面貌,带领乡亲们致富。他们购买了机械化设备,每年以每户按一埫地(10亩)13000元的价格,将农民的地租到手,只要签3年合同,还能享受政府另外付的2500元补助,实现集约经营。他们在荒地盖起集中供暖供热的高楼,吸引村民搬进去,搬进去后,原来的地方就可以改为农田,增加耕地面积。

东福米业还在荒地村开发了旅游项目,其中的温泉度假村吸引了城里人,但其价格不是村里农民能享受得了的。

麦尔租住荒地村期间,荒地村,连同周边村子的村民,已有数千户将土地租给了东福米业。东福米业给荒地村规划的未来,似乎代表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然而,却有人甘做“历史的绊脚石”。三姨与三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留恋在自己的院子里种菜的生活。三姨心中,有对荒地村过度发展的疑虑,“怎么就知道一个地方已经发展得正好了呢?”她问麦尔。而认为身处最好的时代的三舅,则不满于农民被看作是低人一等的工作。“上面的人”,他举起一只手臂说,“总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下面的人该干啥。”封建时期,上面的人是地主。接着是干部。现在是经理。

离开荒地村前,麦尔到东福米业拜访了公司总经理刘延峰。刘延峰对麦尔畅谈东福米业为荒地村规划的美好未来,后者则站在农民权利的角度,三次打断强势总经理的滔滔不绝,顽强地追问:“是不是大伙都得搬出来、住到楼里去?”

在麦尔笔下,三姨、三舅与东福米业的微妙冲突,远不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也不是落后对先进的纠缠。他从故乡明尼苏达看过去,觉得刘老板向他描述的梦想中的荒地村未来,与故乡的小镇很接近——充斥着高速公路的噪音,“周围的田野上生长的,只有购物中心和大厦豪宅。”对于流行的关于“进步”“发展”的定义,他像三姨一样,抱有复杂、矛盾的想法。

有时候,他的立场会转向东福米业。有一次,望着三舅满脸的皱纹,麦尔心想,如果把地租给东福米业,然后住进集中供暖供水的大楼,对三舅来说,未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而从中国的食品安全角度,以及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逐渐减少的现实,他对东福米业所代表的集约化经营趋势的合理性,也能深表理解。

不过,在接受记者的书面采访时,谈到三姨与三舅,麦尔作为“亲友团”成员的一面,又鲜明地展现出来,他站在权利的角度,强烈地为三姨与三舅做辩护。

记者:在三姨身上,很有几分鲁迅所说的那股劲:“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你似乎很认同她的“发展得正好”的说法。那么,根据你的理解,“发展得正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荒地村,以及你所了解的东北农村,距离“发展得正好”有多远?

迈克尔·麦尔:问题不在于发展本身。在荒地村,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大米产量和质量。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相关决定是由一批有权有钱的人来推动的。

中国的农村家庭无法拿家里的地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购买打谷机。这种“发展”形式向企业的利益倾斜,而不是个人的利益。农村的真正发展难道就不能是对土地所有权进行改革,让人们能够利用土地价值来贷款,从而促进发展吗?中国的城镇人口可以投资一套或多套房子,然后等着房产升值。房子就像是某种银行账户,或者是一种共同资金。然而,中国的农民却不能利用土地的价值。在荒地村,他们唯一能选择的是把土地租给企业。那如果你想继续种地,或是租下邻居的土地增加种植量,或者尝试种植其他庄稼,你该怎么办?农民真的是被困住了,他们坐拥价值巨大的资产却不能做出改进。城市人可以贷款装修房子,农民却不能贷款改进农田。

记者:从对荒地村风物与人物的描写中,能感觉出你对那里和那里的人的感情。中国有句话叫爱屋及乌。这种感情,主要是因为弗朗西斯吧?还有其他的因素吗?

迈尔克·麦尔:荒地村勾起了我对明尼苏达的许多回忆,那是我的故乡。我在密西西比河附近长大,周围都是农田,种着大豆、玉米。荒地村离松花江不远,那里的农田种着稻米和玉米。这两个地方的冬天都很冷,生活于此的人们也都很勤劳、朴实。

记者:在后记中,你鸣谢了4家提供经济支持的美国机构,请问,您是怎么说服、打动他们,让他们支持你去描写遥远中国东北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村庄的故事的?

迈克尔·麦尔:我对他们实话实说,告诉他们中国东北的地理区位和精彩历史都值得写成书,可以从中了解中国农村的变化。相比报纸和杂志编辑,说服图书出版商要容易一些。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没有报纸或杂志愿意刊登我的那些文章,他们更倾向于透过沿海大城市来观察中国,但这些视角通常比较狭窄。

昨日的世界与东北的书写者

对东北历史的叙述与钩沉,是《东北游记》的另一条叙事线索,也是一大亮点。从幽暗的历史时空中,迈克尔·麦尔打捞出许多鲜为人知而光谱奇异的人与事:

——从17世纪的金戈铁马,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列国争锋,在历史的因缘际会、血火交织中,东北竟然曲曲折折地走进现代社会的门槛。一度,哈尔滨成为高度国际化的城市,来自53个国家的居民,操着45种语言,在它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来来往往。这里还有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社区;

——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与殖民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也给普通的日本人,特别是妇女、儿童造成深重的灾难。迈克尔·麦尔揭露侵略者在东北犯下的残忍罪行,对于731部队名义上称为日军的防疫给水部队,他用“虚伪而令人恶心”来表达自己的鄙视之情。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以嘲讽的笔调,描写了两位甘做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宣传工具的美国父子兵,亨利·凯尼与查尔斯·毕夏普·凯尼。他们无视侵略者压迫与殖民的事实,将日军操控下的满洲国描写得一派形势大好,欣欣向荣,他们的报道基调,永远是“并非征服,而是发展”;

——1930年,哈佛毕业生梁思永独自一人在齐齐哈尔的昂昂溪火车站下了车,在这里,他发现了7000年前的史前古器物,当时他年仅26岁。他与父亲梁启超、哥哥梁思成一道,在现代中国的不同领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昂昂溪的梁思永纪念馆中,迈克尔·麦尔看到打印的梁思永写作的《远征日志》,顿时热泪盈眶。他从哈佛大学图书馆找到梁思永的手稿,细细阅读,将其中记述的惊险、艰难的考古过程转述于书中,让人对中国现代优秀学人艰苦卓绝的学术努力肃然起敬;

——19世纪与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人,曾经写出大量的关于东北的游记,多数鲜为人知,这些又薄又脆的书躲在美国图书馆的角落里积满灰尘,上一次的借阅时间已经是一个世纪前。关于东北,他们留下许多奇异的记述与感受。法国一位神父旅经东北后写道:“尽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将人间天堂选址何处,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选这里。”而来自爱尔兰的女医生伊莎贝尔·米切尔却说:“我的心被深深的,深深的喜乐填满。我终于来到了这片土地,这个我命中注定的避风港。”26岁,米切尔芳魂归西。迈克尔·麦尔被她的文字深深打动,在书中情难自禁地写道:“我真想和她一起吃饺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北游记》中,迈克尔·麦尔还用不菲的笔墨向赛珍珠致敬。这位有“中国通夫人”之称的作家,去世40多年后,仍然在两个世界中维持着尴尬的身份。中国人赞颂她,但不读她的书。很多美国人读她的书,却不欣赏。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甚至表示不愿与其为伍。麦尔却不掩饰他对赛珍珠的敬意。在荒地村,他重读了赛珍珠的《大地》,赛珍珠看重亲历,不轻信官方说法与学者的评论,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不去追逐短平快的新闻,而是细细观察土地与人在岁月中的各种改变,这些品质,也正是麦尔所看重的。

如今,迈克尔·麦尔也成为书写中国的队伍中的一员。对于自己关于中国的文字,无论是已经写出的,还是未写出的,他都充满自信。

记者:从17世纪的古代到21世纪初,在东北这个舞台上,列国,包括中国人自己,上演了轰轰烈烈的戏剧,令这片土地浸透血泪也写满了兴衰荣辱的故事。你梳理这一宏大历史的目的何在?

迈克尔·麦尔:东北地区的历史非常精彩,这里一直是利益交织、军事冲突的十字路口。从中国首次考古发掘,到日军被困在黑龙江,再到丹东的断桥,我想要挖掘这些故事,照亮一些鲜为人知的角落。像方正、昂昂溪这些地方都非常小,坐火车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穿越。我的书正是想展现那些扣人心弦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在这些“无聊”的小地方上演的。

记者:在游览东北史迹、发掘东北历史的过程中,你对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似乎很有兴趣,能明确说说这方面的观感吗?

迈克尔·麦尔:博物馆可以讲述很多故事。中国的博物馆讲述的是政治故事。但历史是复杂的,没有明显的界限,事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是混乱的。中国的历史教育侧重原因与结果:A的发生是由于B的出现,接着又导致了C的发生。在西方,历史教育关注的往往是个人,而不只是军事或政治人物。我想在书中突出一些比我先踏上东北这片土地的外国人。我并不是第一个前往那里的外国人。据我在书中采访过的一个人称,甚至有外星人来过东北(被采访的这个人称他曾让一个外星人怀孕了)。

记者:几个世纪以来,有许多西方人用不同的视角与坐标在书写中国,你书写中国的原则与目标是什么?

迈克尔·麦尔:1935年,林语堂发问,“那么谁来塑造中国的形象呢?”自我在四川一家新华书店读到这句话起,22年来我一直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意识到,我这本书是为100年后的读者写的。日后,当某个人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或是在电子屏幕上读到,本书能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向读者呈现21世纪初中国人的生活。我不想和别人写一样的东西。我的目的是寻找不同的方向,观察中国一些地区他人未曾留意的事情。我的下一本书主要讲述中国西部地区,将于今年秋天出版。

记者:近年来中国人一直在为一件事焦虑:美国人写的关于美国的各种故事,在中国很有市场,而中国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西方却流行不起来,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中国人怎样做,才能对世界讲好自己的故事?

迈克尔·麦尔:林语堂也曾对这个问题感到悲痛。没有什么比将人类看作市场交易的一部分更糟糕的了。我非常崇敬的一位作家Ian Frazier曾对我说,我注定无法赢得西方读者的欢迎,因为我在“毁灭他们的幻想”。读者喜欢阅读与他们的所知保持一致的书和文章。如果你挑战了他们的习惯,描写了一堆不同的人物和地点——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也不是什么敏感话题——那么你就等着被读者冷落吧。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中国读者读我的书让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满足。西方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往往无法吸引中国读者,因此他们就可以写得随心所欲。我愿为我写的书负责,它并不完美,但我认为读者能感觉到我的心用对了地方,我也努力做到实事求是。

记者:彼得·海勒(何伟)是中国人熟悉的作者,你在后记中鸣谢了他。他对你的东北故事提出了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迈克尔·麦尔:他给了我许多建议,但我很少听他。我和他是21年的老朋友了。在我眼中,他不是名作家,而是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经常能让我笑出来。写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通往沉睡巨龙之路:从头开始理解中国》时,我的确听取了他的建议。何伟很早就读到了书稿,他建议我在书中要表现得脆弱,表现出在一个你一无所知的国度开展这样的研究是多么困难,你不了解它的历史,听不懂这里的语言,甚至连筷子也不会用。他是对的,那本书的表现也更好。书中展现出,为了向素未谋面的读者解读我遇到的每一个地方,自1995年以来我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记者张修智)

作者:张修智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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